鄧麗欣

　　曾德雄
　　此次的《修改稿》明確提出“清單之外，不得實施行政許可”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相當明確，兩相對比，其改變和進步不待言而明。
　　廣東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上先行，因此在立法上，如何把政府行政審批權力關進法規的籠子一直備受關註。近日，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就《廣東省行政許可監督管理條例（草案修改二稿征求意見稿）》公開征求意見。
　　《修改稿》的最大亮點之一就是有關權力清單的規定，主要見於第四條“權力清單制度”：“行政機關應當建立權力清單制度，明確行政機關職能、行政管理依據及運行流程，將行政許可目錄納入權力清單管理，並向社會公佈；清單之外，不得實施行政許可。”以及第八條“權力清單制度之行政許可目錄”：“行政許可實行目錄管理制度，行政許可應當納入本級行政許可目錄進行統一管理。未納入目錄管理的行政許可不得實施。”“各級人民政府及行政許可實施機關應當向社會公佈行政許可目錄，公開行政許可的項目、依據、實施機關、程序、條件、期限、收費等情況。”也就是說，政府有哪些權力，要列出一個清單，並納入目錄；目錄之內的職權方可行使，不在目錄之內的無權行使。
　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“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，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”，無疑這份《修改稿》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很好的貫徹。從小處說，這是對政府權力的明確規範，政府能夠行使哪些權力，明晰列表，讓人一目瞭然。從大處說，這是法治社會的一大進步。法治法治，首先就是要政府依法主治；如何依法主治呢？就是權力要嚴格依照法律的授權去行使，不可有任何逾越。
　　對政府權力進行如此嚴格的規範甚至限制—比如《修改稿》第三條“行政許可的設定應當嚴格控制”—對於我們的傳統政治文化是一大改變、對於我們的傳統政治觀念是一大衝擊。中國自古是“別黑白而定一尊”的皇權專制，奉行“惟德動天，無遠弗屆”的極權統治，類似“風能進，雨能進，國王不能進”的私人權利觀念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獨立自主的個人、社會空間，在中國的社會政治文化中一直不曾真正存在。此次的《修改稿》明確提出“清單之外，不得實施行政許可”，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相當明確，兩相對比，其改變和進步不待言而明。
　　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廣東省的這份《修改稿》還處於公示階段，廣州市卻已經於去年11月21日就率先公開了政府權力清單（詳見http：//qlqd.gz.gov.cn），併成為全國第一個曬出行政權力清單的城市。根據這份“清單”，以市政府名義及41個職能部門對外行使的職權共八大類3705項，其中行政審批387項、行政處罰3138項、行政強制63項、行政征收5項、行政裁決1項、行政給付2項、行政檢查28項、其他行政權力81項—行政處罰權最多，3705項中就有3138項，占84.7%。
　　每一個部門的行政職權都分為“行政審批”、“行政處罰”、“行政強制”、“行政征收”、“行政裁決”、“行政給付”、“行政檢查”、“其他行政”八大類，每一項職權又按照“序號”、“編碼”、“實施單位”、“職權名稱”、“職權依據”、“備註”詳細羅列。我隨機進入了廣州市物價局的行政職權事項目錄，發現物價局一共有60項行政職權，卻只有兩項有“職權依據”，分別是第35項“制定公共汽車票價”，職權依據是“《關於印發廣東省定價目錄和廣東省價格聽證目錄的通知》（粵府辦【2002】100號）”；第49項“患者自主選擇醫用耗材收費備案”，職權依據是“省物價局、衛生廳《關於非營利性醫療機構部分醫用耗材收費問題的通知》（粵價〔2008〕197號）”。其他58項職權比如“制定小學、初中、高中（含職業高中）教育收費標準”、“制定公辦幼兒教育收費標準”等等，“職權依據”欄都是一個“無”字。行使職權卻沒有職權依據，這是令人相當費解的，也與法治精神嚴重不符，為今之計，要麼補充完善“職權依據”，要麼重新審視這項職權的合法性。
　　政府權力清單制度是一項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，從本質上來說，是對政府的職能、地位以及政府與社會、市場關係的重新審視、定位。政治向來是社會的主導力量，因此這一改革與我們每個社會成員都息息相關，值得我們每個人密切關註。
　　（作者為廣州市人大代表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值得關註的政府權力清單）